經濟觀察網 記者 田國寶 8月9月凌晨6點半,老張從露天長凳起身,走到一個同伴看不到的地方,從懷中拿出一個衛生紙團,一圈一圈展開,露出半條魚。魚是頭一天晚上一家飯店老板送給他的,他沒舍得吃。
老張一手拿著魚,一手拉著推車,一邊走路,一邊吃魚,每走到一個垃圾桶前,停下來,放開推車,將桶內的紙箱、塑料瓶等能賣錢的撿出來,放入推車的布袋中,然后走向另一個垃圾桶。
老張在與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打工10年多,今年3月疫情嚴控期間,他嫌進出村手續麻煩從出租屋出來,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天冷睡在廢棄的民房和待租的商鋪中,天氣暖和了,睡商業街、公園和路邊的長椅。
老張說,3月封控期間,為了找活干,有很多像他這樣從城中村跑出來的民工,包括與老張在一起的老宋和老李,他們多數沒有再回去,成為流動的民工。
老宋說,如果還找不到活兒,入冬前就回老家,他和老李是老鄉,都來自黑龍江黑河,“活兒越來越少了,有點活兒,也是優先找年輕人”。
不回村住了
老張、老宋和老李都住在鑫樂匯步行街,今天夏天雨水格外多,步行街有天幕和頂棚,可以避雨,而且有很多長條椅子,可以用來睡覺。不過他們大部分都睡在地上,因為經過一天照射后,睡著不會受涼。
“現在下雨了,有點涼了,不下雨的時候,睡到第二天早晨還是熱的”,老張一邊用手撫摸著地上的地磚一邊慢條斯理地說,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人上年紀了,受不了涼,得了病連買藥錢都沒有”。
三人中,老宋年紀最大,59歲,腿腳不好,走路的時候一瘸一拐。據老張說,在富地廣場住的時候,老宋因為腿疼在石椅上躺了一個半月,“如果不是我伺候的,估計人就沒了,那時候天也冷,凍也凍死了”。
老張說,老宋愛吃面包,為了給老宋買藥和買面包,他把身上所有的積蓄都花光了,手機和身份證也被人偷了。老宋病情好轉后,已經干不了重活兒,老板也不愿意用他。
老張和老李相對年輕些,但也50歲出頭了,活越來越少,找不到活干的時候,老張和老李就撿廢品。老張拉著推車,老李騎著三輪車,運氣好一人一天能賣二三十元,但大部分時候只能賣到十幾元。
這些收入別說租房了,三人連肚子也填不飽。老張說,賣得好能吃上包子,賣不好就只能吃饅頭,老張的推車中放著一大瓶自來水,渴了就拿出來喝一口,喝完了,就到步行街的衛生間接滿。
老張也曾動員老宋去撿廢品,但老宋拒絕了,“他害怕丟人,重活兒干不了,撿廢品也不費勁,連飯都吃不起了,還怕丟人”,老張理解不了老宋,后來就不給老宋買吃的了,每到吃飯的時候,老張就離開老李和老宋,等吃完再回去。
老宋說,天氣好的時候,他還要回小張各莊村勞務市場找活干,但是他不愿意撿垃圾。不像老張和老李由于長時間不洗澡、不洗衣服,看起來很臟,老宋的臉上和衣服相對還干凈,每天早晨都會洗臉。
不過老宋一直沒有再回去過小張各莊村。他說,原來打零工的都是上了年紀的,活兒也多,基本每個人都有活兒干,這兩年來了很多年輕人,“老板們都愿意用年輕人”。
立秋后,北方的天氣開始轉涼,老張說,他還有一床棉被子和一個棉大衣,藏在附近某個地方。他想找個能長期干的活兒,好好干兩三個月,天冷干不了就回聊城老家。老張是單身,老家有一個哥哥。
“回老家,得掙上錢,一分錢不掙,回去也沒人看你,回去至少帶七八千元才行”,老張說,再過幾天,他就開始好好找活兒干,他說自己不怕干活,但最怕的是生病。
零工生活
今年過完春節,老張、老宋和老李像往年一樣從老家來到燕郊,干了不到兩個月活,燕郊第一輪疫情爆發,3月13日前后開始封城,小張各莊村也不例外,整個村各個出入口全是鐵皮,禁止出入。
老張說,在工地和工廠打工,按時上下班,有時間掙錢,沒時間花錢,一年下來能攢下不少錢。但是打零工不一樣,一旦不掙錢了,就開始花錢,“有老婆的老婆管著還好些,像我們沒老婆的,都是掙一個花兩個”。
小張各莊村房租不貴,一個單間一個月只需要260元左右,老張說,他們干活,一般一天工資150元起步,好的時候200元出頭,正常情況下,租房壓力不大。
剛解封那段時間,無論是進出小區和城中村,還是出去干活,都受到嚴格限制。加上原來的積蓄已經花得差不多了,老張等很多民工從出租房中出來睡大街,老張說,開始就是為了干活方便。
但是出來后,老張等人發現有活兒卻干不了,因為他們90%的活兒在北京。彼時,燕郊剛剛解封,出去干活需要離開廊坊的證明、通勤證或就醫等憑證,即便是干完活回燕郊也不順利。
老張等人打零工,睡大街,既沒有固定的居住場所,也沒有固定工作單位,自然開不了通勤證,就這樣,沒有收入來源,老張主要靠撿廢品維持生活。
隨著疫情逐步好轉,燕郊北京之間往來越來越通暢,只需要72小時核酸就可以自由出入,但活兒不多,經常是“干一天坐五天”,很多人都入不敷出,也就只能繼續在外。
除了鑫樂匯步行街外,天洋城廣場、富地廣場、燕郊公園、尚街等都是流浪民工睡覺的地方,有些民工也睡在小區底商前。白天找活兒干、撿廢品,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就從包里或袋里拿出鋪蓋席地而睡。
老張說,老板們也難,由于部分工地停工,利潤空間也少了。一般雇人是一天150元-250元,車費一天是400元起步,如果再遇到查超載被罰款,基本就得賠錢了。
活兒多的時候,每天都有進賬,罰一次兩次沒事,活兒少的時候,老板不賺錢了,即便是有活兒,也更愿意找年輕人。
老宋說,從去年開始,零工市場來了很多二三十歲年輕人,都是在老家種地不賺錢出來打工的,年輕人有干勁,也不偷懶,還不容易出事故,所以更受到老板們的青睞。
十年前,老張就開始在燕郊打工,像多數農民工一樣,過完春節后從老家出來,入冬后帶著收入回老家,回老家時荷包滿滿,從老家走時兩手空空,這樣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未變過。
老張、老宋和老李三人都租住在燕郊的小張各莊村,這個規模不大的村莊也是燕郊最大的民工聚集地,村民說,高峰期居住的人口有幾千人,但是現在村里常住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左右,部分打零工的已經離開。
往年,每天早晨,小張各莊村北的海油大街和村南的學院路兩側,都是打零工的人,吃完早餐丟棄在路邊的塑料袋,隨著風漫天飛舞,曾是這個城市人們記憶最深的場景之一。
老張說,打零工很苦,無論什么天氣,每天三點多就得起床,三點半到四點出去找活兒,再晚了就找不到好活兒了;晚上回來基本八九點了,吃完飯睡覺都是11點,每天睡不了幾個小時。
不僅睡不好,也吃不好,炒餅和面是他們最常吃的飯,干活人能吃,一份不夠吃,但多數人也只吃一份,如果吃到飽為止,即便是最便宜的,一天下來也五六十元,四分之一的收入就沒了。
吃不好,睡不好,收入不穩定,但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干零工。老宋說,一般工地或物流市場長期干的活,都是工頭從老家帶來的人,外人去了一方面受欺負,另一方面年底拿錢的時候等不起。
“人家都是一個村的,干完活兒就回家了,工頭要到錢后回去一發就行了,不耽誤事”,老宋說,不是老鄉的工地,就得等著拿工資,等一天就是一天的開銷,有時候一等兩三個月,吃喝都是錢。
打零工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時間自由,一般干活兒時間短,單次掙得多,“瓦工、抹灰工一天都1000元左右,小工也二三百”,老張說,更重要的是現結,白天干完活,晚上錢就到手了。
燕郊因為房租便宜,距離北京近,逐步形成了一個較為聚集的勞務市場,今年解封以后,熱鬧不再。老張說,很多人要么回老家了,要么搬到北京郊區了,繼續留在燕郊的已經不多。
8月10日早晨6-8點,燕郊公園北門附近大約有不到20人在等活兒,海油大街等活兒的在10人以內;8月11日7-10點左右,燕郊公園北門附近等活兒的大約有三四十人,海油大街沒有一人。
8月11日早晨,在燕郊公園北門,人們三三五五聚集在一起,有的在聊天,有的打撲克,一旦有人前來雇人,他們馬上放下手中的撲克圍了上去,7-10點三個多小時,只有一兩個清洗油煙機、空調的民工找到活兒。
老張說,“像掃馬路這種,找到了一個月也能掙兩三千”,他指著路邊掃馬路的清潔工人說:“但是不管吃,不管住,最后下來也掙不到幾個錢。”
回家
老張說,他已經厭煩了老宋和老李,他走到哪里,兩人就跟到哪里,但是又擺不脫,“我開始在北巷口那邊,他們跟來了;后來去了富地廣場,他們又跟過來;現在來了這兒,還是跟過來了”。
“那兩個貨(指老宋和老李)太懶,今年吃喝大部分是我供的”,老張指著一旁的老李和老宋,壓低聲音小聲地說,老宋每天啥也不干,老李雖然也撿廢品,但“我一天撿六七袋,他能撿滿這一袋就不錯了,每天兩人就睡覺”。
在老張來看,老宋雖然腿腳不好,干不了重活兒,但撿廢品養活自己完全沒問題,“撿廢品嫌丟人,睡大街上就不丟人了?每天吃別人的、喝別人的就不丟人了,我要是不管他了,早晚一天得餓死凍死”。
老張說,他在燕郊打了十年工,不僅在北京和燕郊干,也去唐山甚至內蒙古干活,后來身體有了?。ǖ辉敢庹f什么?。?,跟不了工地,開始打零工,在小張各莊村也住了兩三年,認識了老宋和老李。
老張也跟很多技工一塊給工地干活兒,同樣的工種,打零工的技術不如工地長期工,“砌磚還說得過去,抹灰的都是二把刀,好歹一個技工,誰會打零工呀,進工地多好,一天少了少了也有七八百”。
現在雖然活兒少了,也只是賺大錢的活兒少了,想要找到事做并不難,燕郊的市政和物業的保安、清潔工都有缺口,只是工資相對較少,對多數打零工的人來說,沒有太大吸引力。
老張說,北京的活兒比較多,市政工程到處是,找到活兒并不難。老張說,夏天太熱,他怕中暑,現在天涼了,他計劃過幾天就去找活兒。
如果掙不到錢,老張還有一個回家的辦法,就是找當地救助站,核實完情況后,可以獲得一張回老家所在城市的火車票,到了老家城市后,再由家人到火車站接回家。這一招老張在青島打工時用過一次。
老宋顯然沒有老張辦法多,他說這幾天他都會到小張各莊村勞務市場找活兒,掙回家的路費,如果找不到活兒,或是掙不夠路費怎么辦?老宋說,那就走著回去。這是老宋的賭氣話,從燕郊走到黑河市,對于一個腿腳有病的人來說,不太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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