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勁、祖一鳴/文  人口老齡化是巨大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刂评淆g化速度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人的預期壽命和生育率。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預期壽命短、生育率高，所以人口結構就年輕，而老齡化是發達國家的一種標志性狀態。由于預期壽命增長緩慢，決定國家老齡化程度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的巨變。

要保持人口總數的恒定，一個國家的平均生育率需要達到2.1（每個婦女平均生2.1個孩子）。截至2019年，中國的生育率已經跌至1.5（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更是跌至1.3），長期必然導致人口總數的負增長。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年末全國人口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僅增加48萬人。但在新中國建國后20年間，生育率曾高達6.4。世界銀行統計，1965年至198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高點6.4，一路降至2.6；進入80年代，總和生育率經歷一段短暫小幅回升；90年代開始，總和生育率又開始迅速下降，至1993年已低于2.1。

為什么生育率會有如此巨大下降？70年代開始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肯定是產生了重要的階段性效果。但從長期看，生育率下降實際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沒有計劃生育也一定會發生。

其中，一個例證是國家于2016年和2021年相繼放開二胎和三胎生育，但收效甚微?，F在的問題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生。另一個例證是全球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同樣經歷生育率大幅下滑。

世界銀行數據統計顯示，若將全球各國按經濟發展水平分為低、中、高三個陣營，從1960年到2019年的近60年間，每個陣營的總和生育率都呈現下降趨勢。其中，低收入經濟體的平均總和生育率從6.59降至4.57；中等收入經濟體從5.60降至2.33；高收入經濟體從3.03降至1.57。所以，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趨勢，中國雖然下降速度快、規模大，但并非特例。

現代社會，生育率之所以降低，無外乎兩個因素：不能生、不愿生。生育問題上男女都有份，但毋庸置疑女性因素占決定地位。因此，我們如果要分析生育率的變化，就必須分析女性生育思維的變化；要分析女性思維的變化，就必須分析女性在社會中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變化。

生育更加困難的動因

并非所有女性都有生育能力。即使身體健康的女性，進入二十歲后，伴隨年齡增長，卵子的質量和活性會逐步下降，進而導致女性生育能力逐年衰減。有研究表明，20歲-24歲女性的一年期的自然受孕率為86%，到30歲-34歲就降為63%，35歲-39歲則為52%。

即使女性想生孩子，30歲以后就會有相當大的挑戰，每年能夠自然受孕的概率才有一半。通過幾年努力，“生”的概率很大，但“多生”并不容易，往往需要醫學輔助。隨著社會發展，人的社會和心理年齡普遍推后，雖然18歲仍然是法定成人年齡，但二十幾歲的成年人往往經濟上并不獨立，事業剛剛開始，普遍被自己、家庭和社會看成是“孩子”。

隨著社會和心理年齡的推后，女性的生育年齡也一推再推。OECD數據統計，2019年OECD發達國家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已達30.5歲，一胎平均生育年齡達到29.2歲。1970年到2019年30年間，這些國家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從27.5歲普遍增長到30.5歲。在韓國、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更是高達32歲以上。中國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也從1990年的25歲，增長到今天的28歲。因此，“多生”對大多數女性來講在無醫學輔助的情況下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社會和心理年齡的推后？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與其相匹配的教育提升。五十年前，一個高中畢業生可以被看成一個“文化人”，現在大學畢業只是基礎，到了碩士、博士才算高端人才。同時，受教育必然會推后進入社會工作的時間，本科推后4年，碩士推后2年，博士得推后4到5年。

OECD一組數據顯示，2020年OECD國家的青年女性(25歲-34歲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已超過50%，與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女性（55歲-64歲）相比，平均增長20%；在高學歷女性比重最高的韓國，2020年該比例已近80%，比55歲-64歲人群增長了50%；在中國，2020年20歲-24歲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含大專）的比例已達57%，距55歲-59歲人群增長50%。

推遲生育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受到更好教育的女性，增加了社會就業的參與度。初入社會后的年輕人，出于就業和其后穩定職業的考慮，必然會把大量的精力放到工作上，因此必然會推遲建立家庭的時間表。

1985年至2019年，OECD國家25歲-54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62%增長到74%。中國民政部數據顯示中國登記結婚人群中，30歲以后結婚的比例從2005年的20%增長到2020年的46%。與晚婚相伴的通常是晚育，這一點在觀念傳統、不接納非婚生子的亞洲國家體現得尤為明顯。2019年韓國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30.6歲，相應韓國女性的一胎平均生育年齡為31.6歲。

反思“生育懲罰”

更好的教育、更高的社會勞動參與度，使得女性的經濟地位大幅增加，有了更高的經濟自主能力。而經濟獨立又導致舊時代“女性仰仗婚姻以獲得經濟保障”的生存方式徹底瓦解。

當婚育不再是女性人生的必選項，女性的“婚育觀”也隨之轉變。女性對待是否結婚、何時結婚、是否生育以及何時生育都有了自主選擇權。當女性經濟能力增強，不再需要婚姻和家庭來維系生存，離婚也變得越來越容易，這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85年至2020年，中國離婚率從0.44‰一路線性增長到3.09‰，離結比（離婚/結婚夫婦對數）從5.6%增長到53.6%。也就是說，2020年當年全國每新增加兩對結婚夫婦，便會增加一對離婚夫婦。1970年到2019年，OECD29個國家的平均離婚率從1.4‰增長到了2.0‰，忽略掉歐美國家結婚率普遍偏低的影響，這些國家的離婚率仍然增長43%。

當代社會，生育會為家庭增加一筆不菲的經濟開支，人們常常注意到的是養育子女的直接成本：生養費用，教育費用、日常消費，住房開支等等。在大都市里生活的普通已婚家庭，生一個孩子往往要增加20%以上的生活成本。

但人們往往忽視的是生育的間接成本，即父母、尤其是母親為養育子女而承擔的職業機會成本。所謂的機會成本，是指因照顧子女而放棄的職業發展機會和更高的收入。

美國專業薪酬調研機構PayScale的統計結果顯示，職業女性的收入增長幅度在29歲之前實際略高于男性，但之后增長率大幅下降，一生的峰值收入和總收入普遍大幅低于男性。對比男女薪酬峰值水平，女性比22歲時增長了65%，而男性則增長了93%，比女性高出43%。

這種現象的自然解釋是：女性通常在29歲后陸續開始生育，向雇傭者傳遞出無法完全投入工作的“負面信號”，職場晉升的機會也隨之受阻，更多的機會被賦予了家務負擔更少的男性，是所謂職業女性的“生育懲罰”。規避生育懲罰，相當一部分高學歷女性只能在事業和家庭之中選擇前者。

OECD一組數據顯示，2008年20個發達國家的25歲-49歲的女性中平均至少有30%居住在無子家庭，其中高學歷女性的無子比例超過40%，高于高中學歷女性10%。

“生育懲罰”的規模有多大？基于Payscale數據，我們對美國中產女性整個職業生涯的生育機會成本做出如下測算：將中產女性35歲后薪酬曲線（35歲后男女增幅持平）替換成男性增幅曲線，按5%的貼現率將22歲-60歲的各年收入累計折現，則美國中產女性整個職業生涯的總生育機會成本高達32.9萬美元。

按照類似方法，我們進而測算了新加坡和日本女性的職業生涯生育機會成本，新加坡為75.9萬美元，日本為43.1萬美元。生育的間接成本是一筆不小的數額，和直接成本的規模在一個數量級。

如何提高生育率

女性在社會和經濟中日益提高的地位使得家庭和生育的邏輯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用現代的視角反觀傳統社會，也可以看出千百年來女性是在失去個人自由和飽受社會歧視的情況下，肩負起了人類繁衍的重任。

當女性有了自由選擇，她追求的是個人一生的幸福，生兒育女只是其中一部分，自然會比較兒女帶來的快樂與其聯帶的直接和間接成本。在這種比較中，如果沒有一個人（男性）或一群人（社會）幫助她消化這些成本，她往往做出的決定是不生或者少生。生育率下降有著很強的慣性，社會和政府能做些什么事情來逆轉生育率的下降？

顯然，任何社會都不應該也不大可能逆轉女性解放的潮流（美國最近對墮胎的禁令是一個特例），不應該阻止女性在教育和就業中爭取到的權力和成就，不應該逆轉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爭取到的平等權利。所以，社會和政府能做的事情就只有三個：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降低生育的間接成本，通過技術進步和法律改革讓大齡婦女重獲生育能力。

對生育的直接和間接成本進行補貼，肯定可以起到提高生育率的目的。但由于生育的綜合成本很高，在發達國家往往在幾十萬美金的量級，因此如果補貼的力度相對較小，效果也不會明顯。

對于生育的直接成本的降低，政府利用經濟補貼是最直接、最常用的一種方式。補貼形式包括育兒補貼、稅收減免、住房津貼、為低收入家庭設立的專項補貼等。這種補貼，從整個國家轉移支付的層面看是不小的數字，但和前文所測算的家庭生育總成本相比卻顯得微不足道，起不到立竿見影的作用。

在補貼力度上，歐洲一些國家在降低生育的間接成本上做得更徹底。一種做法是普及公共托育設施，減輕女性的育兒成本，保障女性就業。瑞典、法國、丹麥等國的政府學前教育不僅涵蓋3歲-6歲兒童，也包括0-2歲兒童，形成以公立機構為主，私營機構為輔的托幼體系，最大程度地降低母親的育兒負擔。法國、丹麥、瑞典的0-2歲的嬰幼兒托育率高達50%左右，相比之下，中國的0-2歲幼兒托育率不足5%。

此外，政府一般會為托幼機構提供公共補貼，家庭享受托育服務只需支付一小部分費用。為保障女性的就業權利不受育兒影響，這些國家的生育假通常不僅包含孕期假，還有長達半年至一年以上的帶薪育兒假。結果是，瑞典、丹麥、法國、等國不僅擁有較高生育率，其母親就業率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也處于較高水平。

另外一種做法是大力推行性別平等觀念，促進家庭男女育兒分工均衡。北歐的性別平等觀念是其保持穩定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瑞典的父母可以共享480天的帶薪育兒假，父親休育兒假還會得到額外的“性別平等獎勵”。法國父母各有26周育兒假；挪威父母共享49周-59周的帶薪育兒假，其中至少10周的父親配額育兒假不可轉讓給母親。挪威統計局數據表明，父親使用育兒假的比例持續上升，照料子女和家務勞動的時間也呈上升趨勢，這與生育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這些做法有沒有用？答案是肯定的。瑞典、法國、丹麥近兩年的總和生育率均保持在1.7以上，是歐洲生育率最高的國家。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做法之所以起作用可能并非與其具體方式相關，而是和生育補貼的經濟價值有關。法國、瑞典等國家為其社會育兒高福利均付出了很高的經濟成本。2017年OECD國家中法國的家庭福利支出（包含經濟補貼、稅收減免和托幼服務）占GDP比重為3.6%，瑞典為3.4%，OECD平均2.3%，而韓國和美國各不足1.5%。如果中國也實施法國的政策，3.6%GDP對中國來講，是每年3.6萬億的規模，只是略小于目前的教育開支總和。

最后，一個成本相對較低但社會效益明顯的方法，是通過科技進步和法律法規的規范，通過醫學干預，讓女性在三十歲以后能夠通過人工受精的方法保持高生育能力。這種方法并不能降低生育的直接或間接成本。但可以讓因為教育、事業不得不推遲婚育的女性，在生育能力衰退后仍然保持較高的生育能力，是讓“不能生”但“愿意生”變成“能生”甚至“能多生”。

（劉勁系長江商學院教授，祖一鳴系長江商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