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文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女性話題就會出現一個新的熱度。近些年，更是熱度不減。比如2021年的威尼斯電影節，單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就有三部是關于女性生育倫理問題的。其中，改編自“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埃琳娜·費蘭特早期的小說《暗處的女兒》的那部，首映前就受到了極大關注。一個愛孩子愛家庭愛丈夫的知識女性，禁受得住日復一日的柴米油鹽的磨損嗎？她的自我可以暫時蝸居，能夠長時間泯滅嗎？現代女性詮釋的母親角色，一定還得是無私奉獻、含辛茹苦、任勞任怨的嗎？她們在承擔責任的同時，怎么找到自己的價值？費蘭特用自己擅長把握女性復雜心理的筆，賦予古老的問題嶄新的內涵，也為嶄新的問題提供了別樣的思考角度。

中國也是如此，近些年關于女性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的平衡、女性生育、女性安全的話題不斷出現，有些甚至能夠引發強烈的震動。而只需要看看這些網絡流行語：當媽式擇偶、保姆式妻子、喪偶式育兒、守寡式婚姻，就可對當下的婚戀狀況、女性生存現狀有所感知。女性再也不甘心傳統社會對她們的道德綁架，她們想要尖銳地、誠實地面對新的挑戰和困境，她們想重新定義“女性”“妻性”和“母性”。

“生命有那么容易被創造嗎？”

傅真的小說《斑馬》最近廣受好評，她以親身經歷做底對生育過程的描寫和關注，連同泰國熱帶風情的描寫，喚起了女性讀者的深切共鳴和被疫情禁錮在原地的讀者對遠方的向往。

小說中，女主人公蘇昂原本并沒打算做母親，然而在經歷了三次不明原因的流產之后，她忽然異常珍惜自己的“天賦使命”，她要證明自己是真正的女人，可以做母親的女人，于是到泰國做試管嬰兒。從“不想”到“不能”過渡到“更想”，似乎是一個女性本能逐步覺醒的過程，于是她第一次見醫生，就希望得到更肯定、更確切的成功的保證，這時候醫生說：“受精的本質是什么，蘇女士？是創造生命。生命有那么容易被創造嗎？醫生是人，不是神。”

好吧，如此看來，能夠創造生命的，不是男人，不是醫生，不是科技，是女人本人，或者準確地說，是女人被自然選中的成為母親的概率，是命運之手，是神的旨意——那些懷孕或者已然身為人母的女人，不再是經理、法律顧問或銷售代表，不再是白領、精英、女強人，而只是天選母親。

當一個故事從這樣的角度重新發現生活的另一張面孔的時候，的確會給人溫暖又體貼的感覺。熙來攘往的世間爭斗和貌合神離的職場孤獨之中，女人間還有一個共同的角色底色——母親，在這個角色的定義里：柔軟、包容、耐心、責任、犧牲……統統都暗示著理解溝通和共情利他的可能性，讓人頓生些許的安全感和希望。

當然，這小說不是寫職場的，它只是想寫一個職場女性忽然被不能生育的危機摁下暫停鍵之后，心理發生的蛻變；寫一個女性甘心從社會角色返回到自然角色，從“跑步機人生”返回到“無差別生命形式”的過程中，如何看待婚姻、如何歸置欲望、又如何在分成兩半的自我（被別人看到的自我和只有自己看到的自我）間找到邏輯自洽。

某種意義上，這簡直是一本試管嬰兒指南、泰國旅游寶典和女性生育大全：基因的、技術的、兩性的、女權的、婚姻的、倫理的、宗教的、種族的、文化的、親密關系的等等問題，都被傅真用準確而充滿思辨的語言呈現了出來。她的小說帶著《藏地白皮書》般的旅行意味，同時，也帶著知性的通達和自省的頓悟。無論在現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她的人物都是忠于職守、忠于倫理的，都是被教化過的、文雅而拘謹的。

所有這一切，都和泰國炙熱陽光下的暗影涌動結合在一起。在這個表面西化、內里東方，寺廟遍地而欲望自由的神秘國度，蘇昂找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盟友”：有來自倫敦想要依靠捐精做單親媽媽的記者；有想暫葆青春、放飛自我來凍卵的時髦女郎；還有不能生育但迫于家庭壓力而自殺的中年女性；還有蘇昂多年前的曖昧對象、差點兒讓自己落入陷阱的Alex、從美國來安度晚年的loser鮑勃等等。原本生活在非洲而不是泰國的斑馬，原因不明又黑白分明地成了象征物，是護佑女性的“安全線”，是祝福她們成功孕育生命的吉祥物，同時也是她們向自然開戰、靠技術和意志成為生命勇士的勛章。

蓬勃的野性和不羈的放縱最終與《斑馬》無關，它只是想在不正常中回歸正常，在迷亂中發現航道，在不確定之中找到界限，因而它看上去不只是一首生命之歌，而更像是一場尋找之旅：找到胚胎，找到自我，找回秩序，包括試著理解男性……然而，經歷過的人都知道，生命到來之后情況更復雜，女性需要做出的改變更大，生活會變得更難，各種沖突會變得更劇烈，更何況還有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種種細節：撫育、教育、身心健康、青春期、代溝等等問題。創造生命不易，呵護和培育更難——女兒在暗處，自我在暗處、女性的諸多訴求也都在暗處。

生命，只要誕生，就要掙脫羈絆、束縛和懷抱，就要成為主體，就要自由和平等——這是起點，也是終極，何其美好，又何其難也！生命縱是最美妙的創造，也需要撕心裂肺的分娩；縱是一首最流暢的詩，也需要艱苦地寫。

“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如果有人能夠統計這世間所有故事的母題，大概愛與命運是最不離譜的，而兩性關系則是所有愛與命運飛揚鼓蕩、流轉不息的基本關系，其中的女性角色、女性意識更是戲劇性沖突的源頭。從希臘神話的海倫、塞壬們到當下最熱門電視劇《夢華錄》中的趙盼兒、宋引章、三娘，故事中不斷上演的仍是女性的美與魅、惑與禍、自立與依附。“千百年來，女性就像一面賞心悅目的魔鏡，將鏡中男性的影像加倍放大。沒有這種魔力，世界恐怕仍然遍布沼澤和叢林。世界也無從體會我們經歷的一切打打殺殺的榮耀。……這面魔鏡，無論在文明社會中有什么用途，對一切暴力或英雄行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弗吉尼亞·伍爾夫百年前的睿智既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洞見，更是對未來和永恒的一語成讖。作為“第二性”，一種附屬性別，她無法傲慢、不能驕矜；然而她是全部生命的母體，她至高無上、不可遮蔽。最重要的，她剛柔并濟，不可戰勝。

寫過《無聲告白》的華裔美國作家伍綺詩，還有一本小說叫《小小小小的火》，寫的也是生命創造的故事。只是這種創造，不再是生理性的、血源性的，而是文化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跨種族與跨階層的啟蒙。小說從中產階級家庭的一場大火講起，回溯叛逆的火苗終于釀成毀滅性大火的過程。放火的是家里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伊奇，而被她依戀的、認作精神母親和文化母親的則是居無定所的藝術家米婭。米婭曾在大學期間為了錢選擇了做代孕媽媽，但在交易即將達成的最后時刻，她決定帶著女兒珀爾逃亡。從此，她眾叛親離、隱姓埋名流浪，直到來到伊奇家所在的中產階級小鎮，做了長期租戶，珀爾則成了伊奇哥哥的朋友、她家的?？?。

米婭的吉普賽氣質和伊奇的媽媽理查德森太太的中產氣質形成了鮮明對比，強烈沖擊著伊奇的心，就像自己家的窘迫匱乏與理查德森家的豐裕闊綽形成的鮮明對比強烈沖擊著珀爾的心一樣，孩子們都是缺什么補什么，沒什么想要什么。而大人，尤其是感到被冒犯的理查德森太太，則試圖尋找米婭的破綻，打破她理想母親、理想女性的人設。于是，她揭穿了米婭代孕的事實，也極力為自己的中產閨蜜爭取棄嬰的撫養權，盡管棄嬰的華裔媽媽貝比已經后悔，找上門來，并勇于與一個階層對簿公堂。小說就這樣把一個倫理疑難擺在所有人面前：如果一個孩子能夠在養父母家里獲得更好的生活，那生母的遺棄是不是可以被原諒？生母是不是要羞于要回撫養權？對一個孩子而言，應該為她選擇窮困的血緣，還是更好的物質條件？養父母的愛一定比不上親生父母的嗎？

寫過《人世間》的中國作家梁曉聲也觸及過這樣的問題，在小說《我和我的命》里，他就講述了一個因重男輕女觀念被遺棄的女孩因禍得福的故事，然而，最終她還是要面對窮父母、窮親戚的糾纏，掙不脫自己的“天命”。出身即命運，血緣即命運，這是東西方文化都逃不脫的話題?！缎⌒⌒⌒〉幕稹烦浞謱懙搅嗣讒I的自我，同時也更充分地寫到了她的母性，她沒有讓二者發生沖突，盡管她只生育了一次，只是一個人的媽媽，但她對生命的理解和超強的愛的悟性一下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而受過高等教育的理查德森太太是四個孩子的媽媽，卻從未對真正的“愛”有過哪怕一點點放下固執和傲慢的謙卑，對階層和身份的迷戀遮蔽了她的母性，跟所有人比起來，她都更愛自己，有點兒像《暗處的女兒》里覺醒后的母親?？梢?，做母親，或者母性，并不是熟能生巧，需要天賦，也需要理性。

米婭用《圣經·創世記》的“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形容自己對女兒的愛，以及對曾經丟失孩子的貝比的體諒：“作為父母，你的孩子不只是個人，還是一個處所，好比代表永恒的納尼亞世界，你現在的人生、對過去的記憶、對未來的渴望都存在于那里。每當你望向他，就會看到這個世界。……假如你知道該如何到那里去，它會成為你永遠的避難所。”

然而，就因為理查德森太太的愛遲鈍、在學會做媽媽的路上進步慢了些，她就被自己最小的“避難所”一把火燒了現實的“避難所”，這是不是也不公平了些？當然，媽媽畢竟是善于原諒的，她期待犯錯的女兒回歸，期待自己有機會理解和彌補。

或許，唯有體會這種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的連接，才能理解為什么那么多女人，克服千難萬險，涉過千山萬水，經歷七災八難，哪怕“一朝老盡少年心”，也要成為母親。成為母親，哪里是在創造生命，簡直是在創造自我，是給自己機會獲得脫胎換骨的新生，是讓自己親密關系獲得更牢固的根基，讓自己在動蕩不安的世界中找到庇護所，讓曾經來過世界的自己留下最清晰確鑿的痕跡和證據。為了這個她自己創造的“小宇宙”，她甚至愿意承擔作為女性的所有“原罪”。

共同的名字：女性

1984年生的作家張天翼，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說集《如雪如山》，她把如雪般細碎的女性日常寫成了如山般刻骨的記憶。主人公們都叫“lili”，一會兒是春運火車上為了能坐著回家被列車員摸腿的大學生立立；一會兒是正在醫院與產后抑郁抗爭的新手媽媽儷儷；一會兒是不得不接受媽媽再婚又老去的少女粒粒；一會兒又是徘徊在出軌邊緣的已婚女性栗栗；一會兒是失獨老人麗麗……張天翼說，女性“可如雪之柔軟，被人隨意掬起嬉戲，捏成雪球，撮成雪人；也可如山之堅韌剛強，不動搖不轉移。”她們如此迥異，又彼此相通，如百合，雪不能埋、山不能壓。而百合的英文名字，也恰是lily。

《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趙南柱，后來又出版了一本書，叫《她的名字是》，深度對談六十幾個人，從9歲的小女孩到69歲的老奶奶，寫成了27個故事，也為了呈現她們共同的名字——“女性”。她想通過一個個故事，講述女性的成長傷痛、女性的自我訴求、女性的社會角色和家庭角色。故事是新的，話題是舊的；然而舊話題依然能引發新情緒。比如，因為金智英產生的風波，甚至發展到兩性的尖銳對立。而她創造的新詞“媽蟲”，更是引發了巨大的震動。

原本是被丈夫和家庭折斷了翅膀，轉過頭卻就被哀嘆和諷刺不能飛翔，這種雙重傷痛，通常是全職媽媽的命運——這些受過教育的聰明女人被留在家庭里，無異于被禁錮、被剝奪、被奴役、被摧殘，然而，她們卻反而處于道德劣勢。于是婚姻的悲劇性日益顯現，在千篇一律、一成不變的“忘我”中，全職媽媽們的投入顯得勞而無功，養育孩子的成就感遠遠不能彌補社會價值缺失的空洞，于是，金智英瘋了。

而《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萊農，即便通過聰明和勤奮“贏”來階層變化，通過念書和寫作“贏”來婚姻，而且她與丈夫、知識分子彼得羅真心相愛，也難免被婚姻圍困，被懷疑，被家暴，不由自主地陷入自己拼命逃離的母親、鄰居、親戚那些已婚婦女的命運：在孩子的哭鬧中變得粗魯，在丈夫、父親、兄弟、情人構成的網絡里日益迷失。“我們總歸生活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這發現既是她的清醒，也是她的無奈，于是她離婚，縱使遍體鱗傷也要保持尊嚴。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多麗絲·萊辛在自傳《刻骨銘心》中說：“婚姻生活本身并不難，但要應對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和冒險活動卻不容易。”而讓一個家運轉起來，成為妻子和成為母親只是最基礎的工作，在播撒愛的時候還能找到自尊、平等和價值感，才更有挑戰。趙南柱說：性別不平等并不能靠個人的善意來解決。然而，這些年過去，除了個人善意，化解兩性沖突還有更值得期待的途徑嗎？

有感于女性在詩歌中無處不在，在歷史中卻默默無聞，94年前，伍爾夫在劍橋演講的時候，把女人形容為“畸形的怪物”：“像是蠕蟲，卻長了天使的翅膀；像是生命和美的精靈，卻關在廚房剁板油。”她們“像蝙蝠或貓頭鷹一樣活著，像牲畜一樣操勞，像蟲豸一樣死去。”而為了破除這樣的命運魔咒，她鼓勵受了教育的女性拿起筆，通過寫作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不要局限自己的視野：“我們的關系是與現實世界的關系，而不僅僅是與男人和女人的關系。”平等、自立的基礎是自己先解放自己。

書本智慧下面對世事的天真與老練

其實女性話題永遠都不抽象，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悲劇的還是喜劇的，背后都是一個個的個人，都是具體的命運。觀察一個女性的每一個人生階段，也都是具體的選擇。只是，曾經只在閱讀中認識世界的我往往會忽略這一點。

在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召開的前后，中國的女性文學曾有過創作和討論的高峰。一批女作家，包括鐵凝、張潔、張辛欣、張抗抗、池莉、徐小斌、徐坤、陳染、林白等等，用或溫婉或激烈的方式，講述女性故事。至今我仍然記得，在圖書館讀鐵凝《麥秸垛》《玫瑰門》《大浴女》時候的驚異，讀林白《一個人的戰爭》時候的震撼，讀王安憶《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我愛比爾》時候的不安和迷惑，讀張潔《愛是不能忘記》時候的激動。對在大學按部就班上課的我而言，女性話題激烈又抽象，兩性話題充滿誘惑和疑難，那時候的我甚至還不知道，“女性”這兩個字，除了標示顯而易見的性別，還意味著別的什么，只簡單地記住了一些句子：“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莎士比亞《哈姆萊特》）“我是我自己的，誰也不能干涉。”（魯迅《傷逝》）“到女人那去？帶上鞭子！”（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還記住了讀《第二性》《浮出歷史地表》時候的囫圇吞棗和偶爾的頓悟時刻。

如今想來，這些更像文學知識的閱讀變成了一種抽象的角色啟蒙，連同張愛玲、亦舒，與青春的困惑和迷茫糾結在一起，與家里沒有男孩，只有我和妹妹的成長經歷結合在一起，仿佛體會到的只是一味用強而不知示弱；只知無性別差異地證明自己，而不知性別差異也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或者無須費力的捷徑。后來，隨著戀愛、結婚、生子，才一步步發現，真實生活中，所謂的女性自立、女性解放和兩性平等，都不是難成姿態，更不會按照理論和故事的邏輯演變，它復雜而真實、靈活而變通，它不需要對立而需要和解。

妻子、母親的角色，在某些特殊的時刻不容回避，有時候評價的標準又并不單一。唯一確定的是，生活綿延不絕，問題層出不窮，各種角色都需要吃一塹長一智。在生活中浸泡越久，越不在意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也越不在意平等、尊重的字面含義，它們不如一杯熱牛奶、一盆洗腳水、一個擁抱來得更實際。當然，在婚姻里浸泡越久，也越知道這是一種盡管非人性但又讓人不得不產生惰性的制度，它能定義你、規訓你，更能安撫你、承托你。你需要奇跡，需要溢出，更需要安穩，需要秩序。你需要知道世界的光彩，更需要知道家庭的無趣。

記得剛剛得知自己懷孕的時候，因為知道同學的孩子是孤獨癥，是星星的孩子，就總是忍不住擔心，想各種可能的風險以至于寢食難安，于是忍不住向同辦公室的同事腳印傾訴，她用一貫的柔聲細語說：“有人類以來就有生育，這是最自然的過程。不用擔心。”至今想起來，我都感激這句平常的話，感激她見怪不怪的平常處理。事情往往如此，角度不同，態度立刻迥異。自然永恒，世界仍有光輝，自我仍有潛力，而女性，則永遠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斑馬》的結尾，蘇昂說：“奇跡往往就是高潮本身，震撼人心卻轉瞬即逝，余下的仍是瑣碎庸俗而漫長的人生。生活永遠不會是持續的驚天動地。”因此，“她得學會動態地活著，與她所有的問題共存。”這是一種“消極能力”，跟詩人濟慈說的恪守本分的時刻一樣。

也許，生命的某個階段值得擁有這種“消極能力”，而在另外的階段，遇到某個人的時候，也該有一種“積極能力”——每當想向現實投降，在日子里犬儒，想在日益變成灰燼的生活里尋求余溫的時候，總會想起張愛玲，想起她那么賣力地做自己，那么不顧一切地積極，不計成本地遺世獨立。她知道華美的袍子上有虱子，但她還是讓自己極盡華美。她不要大團圓，只要小團圓。她甘心低到塵埃里，也不惜為一片苦海里開出的蓮花能短暫地俯身向自己而粉身碎骨。她愿意把天賦的才華獻給不為世俗理解的愛，書寫誰也奪不走的“傳奇”?？傆X得，女人的“消極能力”里，還該有一個積極的夢。因了這個夢，我們才會在積極為孩子犧牲、積極取悅另一半的時候，也積極取悅自己；在對世事報以老練和解的時候，也對自己報以天真的微笑。

少年心一朝老盡，溫柔心萬古常新。